高档学校去行政化,学术如何做

将大学里原本常见的事情当作,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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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副院长背后的“官本位”意识

高校去行政化: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时评:校长都“走仕途”,学术怎么办

前不久,西南某所大学的一位28岁的海归博士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消息被媒体热炒,有的网络新媒体更是以“刷爆网络”为标题来吸引网民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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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4月11日电一直以来,“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人固有观念,不少人认为,努力读书就是为“走仕途”,这种“思路”也在向高校蔓延:据报道,某媒体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虽然说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喊了好些年,但碍于一些现实问题,大学行政化目前尚未有所减退趋势。“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曾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长久以来,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困扰中国社会的“钱学森之问”,又该如何去解决?一直以来,高校行政化被视为阻碍中国高校发展的毒瘤,一些高校也有过去行政化的探索,但却并不成功。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在深圳一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去竞争;河南某所大学一个科级办公室主任及各科级干部岗位,竞聘者中不乏博士……上个月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著名的“根叔”在卸任演讲上表示,如今大学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我国有大学行政化传统,并一直处于行政管理之下,所谓“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民教育家蔡元培曾立志要把大学变成做学问的一方净土。他曾说,“读书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的学问家。”但这种改革确实很难,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官本位”永远高于学术,取消相关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易事。五年前,朱清时被聘任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上任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要力争把南科大打造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时间一晃过去,南科大这块试验收获如何,说不清楚。不过,当面对朱校长在卸任时一大串“不方便说”,已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曾表示,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所以,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独角戏”,也不是指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而是政府必须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约束和干扰,强化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办学权。摒弃官本位,让学校回归学术和教育,让高等教育返璞归真也一直是社会各界的期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将于3月1日起实施。《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总之,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是个艰难的过程。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更多阅读49名高校校长卸任后入仕途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媒体报道大学当然是好事,但总有个别的媒体向壁虚造,将大学里原本常见的事情当作“新闻”,把原本不应该提倡的倾向当成“正能量”去无限放大,以致负面意义不断扩张,影响大学改革的进程。

■冯蕾 刘欢 通讯员 黄伟

当下的中国大学虽不能称为象牙塔,但其封闭性仍相当严重。一些地方的“大学城”原来是强调各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互相渗透、共享资源的,现如今却以维护安全为名自筑栅栏、电网,光荣地孤立。正因为有类似的“光荣孤立”,大学以外的老百姓不了解校园内的情况也就是必然的。

半个多月前,华中科技大学“一把手”换人,在教育界引起一番热议,原任校长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续任。在离别发言中,李培根直陈“遗憾”——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网络传播的特点之一便是跟风,一个“新闻”被一些人点击后,就容易引发不明就里的人跟风点击,结果真是“刷爆网络”了。但考察新闻的价值,不能仅依赖传播的广博,新闻本身的意义也同样值得注意。

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应该看到,28岁的教师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在大学里并不是鲜见的事情。一位青年学者是否合适放下初见光明的科研工作,转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行政工作,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

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来都有攀比意识。这所大学有一个28岁的副院长,那所大学就可能提拔一个27岁的,以后副院长的“年轻化”如果缺乏文件的限制,可能就没有底线可守了。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

老百姓不了解大学的情况,在社会上“官本位”意识依旧浓厚之时,他们以此为“正能量”是情有可原的,但大学的从业者也如此这般地想就成问题了。

查阅“985工程”高校,笔者发现一个共同点,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梯队的“985工程”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一般为13—15人,党政机构在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400—500名,其中处级干部100多名。

在过去十几年,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和提倡大学的“去行政化”,其目的是让中国大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原则。“去行政化”从来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它是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

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廖小平看来,任何现代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该去掉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廖小平认为,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由工具价值异化为一种目的价值,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变成自为自利的价值。

以二级学院的领导职务设置为例。发达国家的大学的这一级领导职务多是由系内教授轮流担任。既然是轮流担任,自然无所谓行政级别可言。其实,国内一些名校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而且管理的效果并不比有行政级别时差。至于二级学院的副职,在一些国内名校也主要是辅助性职务,通俗地说就是“干活的人”。以此来看,28岁的海归荣升副院长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没有多少新闻价值。

如此看来,规范和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行政化是两个问题。“大学行政化不仅不等于和无益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而且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廖小平认为,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价值,规范和完善其工具价值。

现在二级学院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利益分配。从多数大学的情况看,行政级别的保留和取消仿佛是一大焦点,但深入地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一种表象,行政级别存废的关键还在于其中潜存的利益。简单点说,有无领导职务在利益分配上的差距实在太大,这也是有些具备教授、博导头衔的教师还有争夺领导头衔的强烈意愿和热情的原因。

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厘清大学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在不少学者看来,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

从理论上说,大学内部的利益差距是衡量大学是否“现代”的标准之一。大学不是官场,所以她不追求权力;大学也不是市场,所以她也不追求金钱。权力造成等级,金钱造成差距,大学无论作为教育机构,还是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都恰恰是以破除等级和差距为目标的。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本无行政级别之分,可现有的级别架构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向行政机构异化。在高校,教学科研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构成了大学的基本结构体系。大学教学科研体系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是大学结构体系的核心和中心,由于现代大学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结构体系也就越来越体现出科层化的特点。

因此,在大学中要消除等级、缩小差距,就要改变利益的不均衡配比方式。

何为科层化?廖小平分析说,其主要特点是遵从层级、专业分工、依章行事、理性决策、权责清晰等,科层组织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从而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如果说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科层化管理,那大学的学术体系却是与科层化天然对立的,它内在地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

当然,这是就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言的。在现有条件下,以公开化和协商方式“去利益化”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公开化是指公开所有的与教职工相关的资源,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才有意义。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大学体系科层化的现状却是: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层化明显不够规范,从而导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不宜科层化的学术体系却按照科层化的要求科层化和行政化了。目前,给教学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确定相应行政级别,就是大学学术体系科层化的典型表现。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学术权力“参照”行政权力来运行,使得掌握学术权力者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权力的官僚习气和做派。

协商的方式之所以在大学里更为适宜,不仅是因为大学的从业人员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协商本身也是一个学会生活、学会相处、学会合理阐明观点和判断是非的学习过程。作为教育者需要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任职条件与资格,以便更好地承担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弊端

思想层面的“去行政化”就是要祛除“官本位”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大学管理者或许更为重要。网红的“副院长”事件并非值得阐扬的励志故事,因为它代表不了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一所大学自我宣传的手段。

很多高校教师最怕行政楼有指示,而且毫无商量余地。

《中国科学报》 (2018-03-20 第5版 大学周刊)

在高校教师看来,行政权力往往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评判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学校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以至于很多人将行政化与学校各职能部门所在的行政楼画等号。

在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的文科院系,就因行政化色彩过浓出现了很多折腾人的事情。前任院长升任校领导后仍是该院的博导、教授,参与科研教学工作。该院一名副院长因与前任院长关系甚好,顺利接班。在这样的关系和架构下,院长依托自身的行政资源以及与校领导的人脉资源,将很多学术资源抓在两个人手上,以致被人称为“学霸”。过了几年,这名院长因年龄原因不能再担任院长这一行政职务,本应退休,但他以博导身份转到该校一个与自己所在院系关系密切的研究所担任所长,导致该院一直没有院长。最近,所长的任期也即将到期,学校才敢对外选聘院长。

这样的尴尬并非仅仅存在于一所高校。4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荣休”。经过三年四度请辞,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终于取下了自己头上的“资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看来,章先生请辞资深教授是一件意义非凡的“自我革命”,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恪守的学术良知,为学术头衔回归本真开了好头。

“荣休”之后,章先生将告别相关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章先生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

观察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很多教师希望先谋得一官半职,最起码是副处级干部,然后再谋求学术上的发展。因为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这导致等级观念增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而层次低一点、没有占有一定行政资源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就非常难。

前几年,湖北一所学校的管理学科申请国家级奖项时,学科背景是理工科的教务处相关人士也在成果完成人之列,理由是教务部门也出力不少,听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有人坦言,如果不加名字这位负责人就把材料卡着不往上报,“同归于尽”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你好我好大家好”。

行政化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其实已渗透到各个方面,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现象,“近亲繁殖”就是一个典型。严家宽曾是湖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9年在任上的他推行了一项教师招聘的改革——报名者须是省外高校毕业生。在当年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让很多看到这一规定的武汉地区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很心冷。

规定一出,拒招本地生“一刀切”的做法引起质疑。时至今日,严家宽仍为当初的决定不后悔。“艺术有一定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其艺术流派、风格都不尽相同。招聘外省高校毕业的老师,就是为了融合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高校艺术教育要上质量、上台阶,就不能搞‘近亲繁殖’。”严家宽是国内著名的重彩写意山水画家,深谙艺术发展规律,此番决定可谓富有远见。

“此前尽管没有明确表示不招省内学生,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执行了此项规定。”严家宽说,2009年为了减少“关系户”做“无用功”,直接选用了“张榜告示”这一“礼貌”做法,可见曾深受行政权力干预。

取消行政级别是表象,改革资源配置才是关键

教育资源要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大学去行政化已明确写入政府文件多年却迟迟不见行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回答这个前提性问题,即明确谁最有责任、最有能力推进和实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教育部某负责人曾表示,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如此看来,大学去行政化,党和政府是首要主体,大学自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主体。

88必发在线娱乐,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要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媒体报道较多的某某大学校长主动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甚至有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者,以为这就是大学去行政化了。“去行政化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不是简单地‘改造’学校的行政楼,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曾吉分析说,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综合廖小平等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去行政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建立以法治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去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去大学内部行政化同步进行,去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更为关键;三是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前提;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分野。

湖北大学教务处处长邵士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去行政化的最终目的和目标是合理区分和摆正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有合理和正当归属,从而实现大学向教育学术机构的还原和回归。“‘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久远的大学理想应该仍然是当今大学的共同理想和大学的灵魂。”邵士权分析说,要实现大学自治,其首要前提就是依法约束大学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侵入,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确保大学的独立性,同时加强大学内部的自律。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情况被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被爆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在相关专家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自主招生,而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知名教育研究学者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对于自主招生出现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行政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

最近,中央部属高校的章程建设已列上日程。去年12月,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当时表示,制定高校章程将推进依法办学,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理顺学校内外部发展机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在章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被置于学校权力前面。看似很好的章程,实际效果还需在操作过程中检验。

任重道远需坚守,应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化教育改革。

去行政化,在我国遭遇“两难”,即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才能使大学去官僚化,回归教育学术本质,但在全社会都崇拜行政级别的社会环境里,去行政化又必然降低大学的地位,很多大学领导者和高教研究者担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后遭遇“尴尬”和“不便”。目前,在大学的用人、职称评审、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直接干预并无减轻的迹象。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颇费周折。譬如,教育部门提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议题,人社部门和编制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机构和编制核定吗?组织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吗?

廖小平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大学去行政化至少面临六大障碍,即法制障碍、权力障碍、利益障碍、体制障碍、自律障碍、文化障碍,克服了这些障碍就意味着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就招生来说,政府不应固守人为地划分第一批次院校、第二批次院校,应改为以考生综合评价分数划分批次,而不是以学校划分。打破一本、二本招生壁垒,可以让各高校学科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校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目前政府调配高校的两大重要资源:经费、生源,都是典型的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行政化办学的体现。一旦放开,所有学校、学科都会坐不住,高校才有活力。

邵士权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不能操之过急,须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高校更好地实现“学者治学、专家治教”。该校教务处正在尝试改革,向各学院下放教学学术权力,比如将考核学生课程学业成绩的权力交由老师,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自由选择考核学生的方式,学生也可以提出符合实际的考核诉求。

专家指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在熊丙奇看来,长期以来,“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原标题《高校去行政化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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